编者按：当前又一场科技革命已经来临，各种创新理论为大势所趋。目前我国存在九大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优化，实现信息化、全球化、动态化、市场化。

2019：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

来源：中国科技投资杂志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邹平座

 

伟大作家狄更斯说过：“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句话用来描述当前的形势是非常贴切的，因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相当复杂，既有最好的方面，也有最坏的方面。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明白该投资什么，不应该投资什么，如何才能实现资产增值、财富增长。

 

3个“动物”—白天鹅、黑天鹅、灰犀牛

三个“动物”——白天鹅、黑天鹅、灰犀牛——可以解释我们当前的风险和机会，正确认识它们将有助于我们真正化“危”为“机”，找到关键问题所在。

第一个“动物”是“黑天鹅”。从1929年第一次大危机，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发起了全球贸易战，当时的主要战场美国和欧洲，同时颁布《农产品关税法案》，切断了大西洋两侧经济链条，世界经济归零，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银行倒闭。这个政策与当前美国政策非常相似，所以目前的形势环境下隐藏着危机，我们要对此有所准备。但是，未来不管发生多大的危机，我认为人民币也是全球唯一的避风港，因为如果发生全球危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和国家不让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还有一个“动物”叫“白天鹅”，即白天鹅科技革命。有人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智能制造、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引发的巨大变革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习总书记在大阪G20峰会上从生产力角度划分人类社会，将社会阶段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新，因为这种划分消除了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方向，解决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化解了意识形态的争端，将中国、美国与全球放置在一个共同价值观的命运共同体之中。

在商品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化，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经济模型与货币政策模型已经失效，但是，大多数国家仍然以此调控经济，用于货币政策，存在较大风险，可能会引起各种危机。信息技术创新推动学习速度加快，劳动生产率可能发生裂变式增长，如果货币政策不能及时调整，仍然使用原有的增长模型，可能会丧失发展机遇，进入“紧缩性陷阱”。中国经济面临国企与新价值体的双向挤压下制造业萎缩与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货币政策应更加关注提高人的价值，加大培训力度与科技投入，注重工艺型、不可替代人工产业的支持与劳动力供给，支持创造性事业、文化、艺术、环保、健康等行业的投资力度；实施“大工匠”工程，培养各行各业世界级工艺大师；货币政策要研究价值链，支持中国经济、中国制造迅速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防范“劳动力价值陷阱”的任务已经远胜于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动物”叫“灰犀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随之出现“灰犀牛”，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也有可能出现“白天鹅”，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稳健的发展政策，中国未来的经济是可以预期的。我们要防止“灰犀牛”，欢迎科技革命。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特别在深圳建立了全球示范区，建立全球的经济发展、创新标杆城市，不光经济优先、技术要优先，它也要求我们制度要优先于全世界，那就预示着中国要创新一种过去过没有的社会制度。我们要坚持中国创新的理论体系以及我们党的创新体系。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种理论和制度，中国的发展一定是强大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可能是一种超常规的大国经济。

9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一大风险：理论风险和制度性风险。科技革命引起的价值函数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应当及时纳入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但是，几乎全球的宏观政策都采取了传统的分析方法，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和日本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由紧缩转向宽松，充分利用科技革命，改善微观营商环境，经济发展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中国相比美国、日本，正在丧失增长的比较优势。科技革命明显消除了劳动力数量差异对经济的影响，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价值的共享性使得美元与科技红利同时发力。

第二大风险：市场与政府双失灵风险加大。市场失灵主要指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充分状态下，市场若干资源配置功能失效。政府失灵则是指政府的信息小于市场信息时，政府不能有效管理经济。由于多种原因，如逆全球化贸易壁垒增多、科技革命的价值函数变化、垄断、虚假信息、政府干预等问题，由于产权制度等问题，数以百万亿的无形资产不能有效交易。受信息不对称和统计制度的影响，政府信息不充分，存在政府失灵。特别是M2与GDP两个数据及其比例的判断与理解，极易误导宏观政策。

第三大风险：个人与家庭信用风险骤增，可能成为危机爆点。经济的下沉态势与家庭债务攀升，正在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眼”，系统性违约的可能性不断上升。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引爆点是个人房产按揭贷款。中国极有可能是信用卡、消费信贷与房贷的交织发生。个人与家庭的系统性信用风险发生后，银行不良资产迅速增加，引发消费萎缩，极易形成经济危机。提高与稳定个人的收入与价值，是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

第四大风险：僵尸企业、僵尸资产、僵尸资金、僵尸人才。中国有大量的资金被僵尸企业占用。虽然当前准备金率由18%降到10%左右，释放了大量资金，但是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等大量占有资金但并不产生GDP和效益，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通过空转解决坏账问题。中国有数以百万亿计的无形资产，产权不明，无法交易，包括艺术品产权、知识产权、文化产权等。中西部大量的生产资料由于历史问题控制在很多小企业主手中但无法生产，出现了大量矿山、土地“蛇吞象”现象。中国大量人才，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城乡游民处于无效无价值状态，人的资源浪费严重并有扩大趋势，这将导致人的价值陷阱，引发系统性风险。

第五大风险：制造业投资急剧下降，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民间投资动能衰退，庞大的金融体系正在失去实体支撑。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达到300万亿，国家开发银行总资产达到18万亿元（是世界银行的6.5倍），M2达到190万亿，都是美国的2倍以上。庞大的金融体系需要实体经济支持。如果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沉，金融系统也会出现“空心化”，酝酿巨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各种原因，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持续恶化。逆全球化贸易壁垒增多又使外部环境恶化，大量资本退出民营企业，流出海外或“脱实向虚”。

第六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居高不下，潜伏债务风险增加，地方特种债券风险加大。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等新型国企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压。大量资金流向以土地作为抵押的国企，而这些国企只能还息，资金空转，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调节机制出现“肝硬化”趋势，金融造血功能逐步丧失，这将直接酿成经济“滞胀”。

第七大风险：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中小银行风险加大。银行资金僵尸化，空转率不断上升，潜伏不良率难以测算。调查发现中小银行不良贷款虚数较大。很多贷款借新还旧，国有企业贷款拆东墙补西墙，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持续上升态势。金融生态持续恶化，银企关系、政银关系度降到历史低点。由于P2P不断爆仓，上市公司爆雷，银行信贷爆断等问题，社会信用环境恶化，诈骗盛行。银行在向科技金融转型过程中重新洗牌，打破原有时空分配格局，技术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暴露。

第八大风险：国际金融风险不断加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风险暴露也日益增加，外部冲击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国有大银行海外资产与业务很大，大量以美金计价的资产与运营的风险上升，特别是在逆全球化贸易壁垒增多的背景下，系统性风险上升。中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管理水平需要提高。国际资本随时可能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式风险。

第九大风险：国际货币风险。由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实体经济下沉。人民币价值与价格背离且剪刀差不断加大，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不断加大，为量子基金冲击人民币创造了条件。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信用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人民汇率波动加大，如个别国家如果以此为借口进行结算与交易的限制将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6大红利

中国金融面临很多风险，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还有六大红利，这些红利是中国所特有的，红利就是一种特殊收益。

一是制度红利。中国沿着科学、正确的社会道路与经济道路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还有巨大的制度红利能够爆发。

二是劳动力红利。中国具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最优秀的劳动力，最充沛的技术人员。这是我们技术红利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三是科学技术红利。中国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全世界是公认的，美国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人的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中国勤劳智慧是全世界公认的。

四是自然资源红利。中国不同于日本的显著特点，中国地大物博，有自己完全可以循环的资源体系，这是别的国家无法取代的。

五是国际化红利。中国无疑要走向开放，现在自贸区遍布全国，未来将推进开放，形成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国际红利。

六是生态化红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胜利。

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破解之道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从外部看，目前来看，中美的竞争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中美战略关系的冲突性和对抗性是增强趋势。中国应对之道需注重基准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编辑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